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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附錄:六四的鄉土情結(文:游順釗)

附錄

六四的鄉土情結 (文:游順釗)

──紀念「六四」十九周年

籍貫中國黃土地,

信仰我的故鄉情。

摘自零八年「六四」十九周年吟誦之一《寫照》末二句。

游順釗作,並題於零八年春日巴黎驚弓坡寓

《寫照》

柳條是家譜,

荷蓮是履歷,

讓霜雪漂過了的稀落鬚髮,

經風雨而不褪的炎黃膚色;

籍貫:中國黃土地,

故鄉情,我的信仰。

前言

本文嘗試對當年在「六四」的第一浪潮衝擊下的心態,作一個較客觀的、冷靜的、帶點哲理性的自我分析。相信我熟悉的海內外關心國是的朋友,也許會認同我這個「寫照」。因本文稍涉「人性」和「本能」的課題,故想借助一些歐美科學界的有關著述,以增補我國的傳統學說。不過所見的科據,雖然都肯定人的某些天性,但對語言這個「本能」的論述,仍有不盡之處,而對「鄉土情結」是否跟「良知」有關連,文獻上似未見多置一詞。我想就人的「鄉土情結」和「語言本能」的本質問題,結合「六四」歷史事件,略抒一己之見,就教於讀者諸君。

人類擁有語言本能的誘因

當代主流的語言學和心理學學派,早就同意掌握語言的機制是人的本能這個論斷(參見七十年代《喬姆斯基、皮亞杰兩學派關於語言的天性問題的辯論》)。最近人類學界,又在三、四萬年前進入西伯利亞的尼安得特爾人的基因組裡,發現了讓他們習得語言的基因。這些科學家們,正急想在中國發現的史前的人頭蓋骨,取得進一步的佐證(見2008年1/2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學報》)。所以人類,不分地域,不分種族,在這天賦的本能面前是絕對平等的。然而還有一點很值得追問的,是擁有這個本能的誘因,即人類在進入群體生活過程中悠然產生的表達要求。自創造語言後,人與人的關係就轉入一個新階段,不再單靠表情、叫喊和粗糙體態的原始表達方式,正如鍾士在《基因的語言》(Steve Jones: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說的:「言語,甚至原始的,還是比靠觸摸來安慰一個同伴好。」有了言語,人們的溝通就從感性提升到理性的層次,漸漸接近「暢所欲言」的水平。到發明了文字時,又為溝通創出新的向度,使本來靠口耳相傳的話能流傳下來。例如《詩三百》讓我們看到三千多年前人們如何暢抒己見。

今年(零八年)剛好是鼠年,讓我們念念《詩經》裡藉鼠寄意的《碩鼠》和《相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肯我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第一首,怨在高位的像大田鼠一樣,貪婪地搶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體恤他們的困苦,就誓要另找樂土,雖然還不知道那塊樂土位在何方。第二首則憤激地訴說,老鼠的牙,雖然厲害,還不如某些人那麼貪得無厭,這些人不死,還等甚麼?

不過詩人把話說得那麼婉轉,特別是第一首《碩鼠》,猜想當時暢抒己見,已受到壓制。

這裡要強調的是,從認知角度看,暢抒己見是源出於語言本能的。但當這個單純的本能受阻,人們就產生對言論自由的要求和嚮往,因而在社會裡起著積極的、推進的作用而演變為「良能」。格言「不平則鳴」的精神就是這個後天的「良能」的呈現。古今中外,「不平則鳴」的事例不勝枚舉,中國近幾十年便屢見不鮮。然而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和污蔑,竟發生在國人殷切期待政改的期間,就特別令人痛心和失望。這個語言的良能遂和我們那根深蒂固的鄉土情懷,在「六四」當日摧生了一個順情順性的反應。

八九年「六四」那段日子

我所認識的在海外為「六四」事件而首次聚會的朋友,平時都不熱中政治,而絕大部分更不敵視中共政權。雖然自四九年後,也許曾間接或直接地受到國內連串政治運動的打擊,但在我國敦厚的民風陶冶下,他們的態度倒像錢鍾書夫人楊絳在《幹校六記》寫「文革」的體驗一樣,大都止於怨而沒有恨,只求從此以後,當權的汲取教訓,好自為之。舉牛津那位摯友一家為例吧。匡武、尚真一向關心國內科研發展,抱的就是這種寬容、體諒的態度。然而在那一夜之間,頓然省覺事態嚴重,黨和政府又重蹈覆轍!他們大清早起來,順手掀起白床單,寫上標語,帶著孩子們到倫敦中國大使館抗議去。為甚麼有這樣的猝然行動呢?他們再無法容忍對為民請命的學生武力鎮壓。在抗議中,他們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為了支持「八九民運」,他們很快就組織了「進盟」。參加的有來自各專業的華裔人士,此中有醫生、眼科專家、律師、航空力學、機械工程、數學教授、生化學、海洋生物、生態環境、社會科學、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員。接著又以傅聰演奏會籌得的款項作經費,編印了中、英文版《匹夫有責》期刊。這群本來是互不相識,散沙一盤的海外赤子之所以變得那麼介入,是因受到「鄉土情結」驅使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沒有政治成見,更沒有政治野心。我相信那時候在香港參加支持「六四」遊行的逾百萬民眾的心情,大多數也跟這小群的海外同胞一樣。再說,以當年香港的社會氣氛,如果沒有關懷家國的熱忱,他們會自願地、耐心地等幾個鐘頭才能跟上遊行的隊伍嗎?

鄉土情基因

儒家喜談的人性裡的「親親」,是否只是一種玄虛的倫理理想呢?且看本與儒家大異其趣的理察‧道肯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對親屬間互相關懷的天性的解說。他認為大自然選擇在不同的環境下最適宜生存的基因,讓其世代相傳。在這點意義上,用人格化的語言來描述,基因是「自私」的,它千方百計要讓自己被選上。然而正是這種基因的「自私」,導致動物界在不同的環境裡,呈現絕對自私和自我犧牲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也就是說,正由於它,動物界才出現親屬間互相關懷的天性:因為不提供指示親情的基因,已經不斷遭淘汰。這樣看來,就算按道肯斯的基因分析,也可以對人性裡的親情作出解釋。

那麼鄉土情跟親情是不是一樣,也有互相關懷的傾向呢?上文剛說過,鄉土情既鮮見於中外哲學文獻,看來也沒在基因研究裡作過探討。可我認為,鄉土意識是個非常古老的情結,它的歷史原點,該是人類因遭逢聚散的刺激而產生的。在悠久的時空間形成的情結與家屬血緣觀念緊緊扣在一起。雖然如此,兩者畢竟有明顯的差別,尤其是在嬰兒階段,親情意識是個體的、純感性的。所謂血緣觀念,其實是後天才體認的。至於鄉土意識,它的成熟期比親屬觀念來得更晚,有待青少年後,然而從幼年的親情,由近及遠地增衍到青少年的鄉土情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在廣度上有所識別。鄉土情因在理性和群體意識方面的加強而步入自覺的道德範疇。隨著社會的進步,人的思想日趨開放,帶有因小農經濟形成的狹隘的、保守性的「鄉土情結」會出現質的變化。上世紀初以科學救國為宗旨的渡洋留學運動,就是這變化的體現。魯迅是這變化過程中的典範。他廿一歲在「夜半倚床憶諸弟」的心情下,吟出「夢魂常向故鄉馳」,還把親情和鄉土情纏在一起。兩年後在日本,他寫下了盟誓式的名句「我以我血薦軒轅」,把個人的感性依戀提升和深化了。他個人的醒覺也帶動了國人的醒覺。

鄉土情結如禪宗所說的「月印萬川」,古今中外都可以體會到。然常因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際遇不一而各見精彩。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毅然置名利於度外,放棄到瑞典領獎以免突遭流放。他把對鄉土的感情,變成一股對強權堅決而不囂張的抗拒力量,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曾被譽為一代大提琴祭酒的卡薩爾斯(Pablo Casals 1876-1973),為了反對獨裁,拒返故國西班牙演奏。這是忠於鄉土真情的另一種表現,在態度上與帕斯特納克殊途同歸。我國名作曲家馬思聰,文革時逼得去國,在異地卻經常演奏他自己的作品《思鄉曲》,可見他的鄉土情並不因空間的隔阻、政治的殘酷而有所減弱、衰萎。王粲(177-217)《登樓賦》所稱道的「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們都可當之無愧。

鄉土情的顯隱

對生我育我的鄉土的關懷,本來沒有政治色彩,本質上也是很被動的,它的表現是不得已的反應。鄉土情之於家國民族,猶之如體內的白血球,健康時沒甚麼表現,但當身體受到侵害,它的潛能就呈現。同樣地,遇上外來侵略者橫行霸道或當政者腐敗無能,引起國家、民族危機時,鄉土情就會發揮它的保護、抵抗的作用。回顧自「鴉片戰爭」後,我國因長期的內憂外患,把對鄉土的感情推到頂點,驅使像秋瑾、譚嗣同,以及後來為抗外侮和救民於水火而獻身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華僑在推翻禍國殃民的滿清政府,尤其起著顯赫的作用。

可是久居海外的赤子,今天不須再像早輩的華僑,每以回歸行動來響應祖國的呼喚。孫中山先生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軍事力量的充實,用不著我們擔憂國家主權受到侵犯。經濟發展也起了變化,足以承受一些較大的自然或人為的災害,毋須像徐悲鴻卅年代末,以孱弱之軀兩度在星馬奔波,賣畫賑濟國難中的災民。(見網址www.yaushunchiu.net)。好些尖端科技發展得也頗驕人,已不必像當年倚重錢學森那樣的「外援」。這個局面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不再老是為鄉土的憂患而哀傷。相信此後國運好轉,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在物質上受到照顧,精神上受到尊重。在這新情況下,國外的赤子對故園關懷和焦慮的重點,也轉為關注和支持政治改革,督促政府反貪污反腐敗。可惜事與願違,十九年前的「八九民運」,又以沉痛的「六四」事件遭壓下去。至此,海外的,包括回歸前香港同胞,就不得不聲援爭取言論自由,為民請願的行動。雖僅是精神上和輿論上的支持,然能及時作出必要的反應,也可算是既沒有埋沒鄉土親情的陶冶,也無負家國的期望,亦無愧於自稱「膚色是炎黃;籍貫黃土地;信仰故鄉情。」(見今年拙作《寫照》)

人們常把其生長的大地比作母親,如胎兒之於母懷,都帶有親近感和認同的印記。在山東地區有用沙袋育兒的傳統。把嬰兒放在細沙土內餵養,以沙土作尿布,讓他仰臥在沙袋裡,直到可以站立行走。我今年為「六四」寫的《懷內懷外兩搖籃》的意象也一樣,學步時的那塊土地是母懷的外延。然而無論親情或鄉情的精神潛涵,都須要後天自覺的善養和環境的造就,才能充實和發揮。

歷代以來,以血緣為中心的親情,和以大地為象徵的鄉情,雙雙纏繞著詩人的心靈,深深的走進他們的「詩維」裡。在詩的形象中,對親人的感情,或親人所感受的,跟對大地的感情,或大地所感受的,都是等同的:像艾青(1910-1996)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為甚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舒婷(1952-)的「我愛土地,就像,愛我沉默寡言的父親……我愛土地,就像,愛我溫柔多情的母親」。這兩代詩人的借喻,像一面鏡子,從這個角度看,是他們心中親人的影子,從那個角度看,是他們眼裡大地的輪廓,是一而二,二而一。所以當有人為因「六四」流亡海外而感慨地說:「得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我們心裡就明白他們究竟失去了甚麼。

「六四」遭鎮壓前的我,心裡還奢望著,那些在多次政治運動中經歷過挨鬥挨整的領導層成員,會認識到我們這次反應是沒有敵意的,只是由鄉土親情掀起的浪花。可沒想到國內卻不斷傳來採取愈來愈強硬的措施的消息。聞一多說過的「海洋不騙她的浪花」幻滅了。本來可以是短暫的浪花,變成了歷年不衰的怒濤。把「六四」問題弄得那麼僵,該由誰來負責,由誰來解凍呢?不言而喻,不是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

要是當政者總是不睬不理,那麼忠於信念的我們,隨著對鄉土的深厚感情,對言論自由的嚮往,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不能置諸不理。

(後記):本文於四月間完稿,當時尚未發生四川大地震,所以沒有談及。現在,謹向地震死難者致以深切哀悼,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同時,我在巴黎也發起了賑災募捐。

(五月三十日)

(原載於二○○八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七)一寸春心(2009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