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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附錄:《明報》與我五十年

附錄

《明報》與我五十年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五十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五十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著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甚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一九八六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一百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六月四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三十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甚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九十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一九九零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二零零六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四十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一九七三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四月四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十三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甚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三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三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四月十三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三十多年的六十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四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十二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一千四百篇。

他們四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一九七三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一九七八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一九八三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著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

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一九八九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裡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三十度,還下著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四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四人都與我飯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便剩下了三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三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六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二零零六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十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原載於二○○九年四月二十、二十一日《明報‧世紀》)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八)欄杆拍遍(2010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