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附錄:「六四」的尊嚴(游順釗)

附 錄

「六四」的尊嚴 游順釗

前言:正值「六四」廿一週年,因摘南北朝詩人庾信句,「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並連同此文,以懷念我堅留國內,維持正義,力主公平而受壓迫之志士。

久盼還我民族尊嚴的一代

前些時候,秋瑾的一幅對聯「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拍賣時,定價僅一千人民幣,也只以四千成交!若不是品,那真要慨歎時下對秋瑾的壯烈事的冷漠了。

也許跟二次大戰同齡或稍長的中國人,對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受盡外強的凌侮,失卻民族尊嚴的苦難,比之較後出生的,感受定會深些。這些老一輩的同胞,鴉片戰爭的砲聲仍震蕩著心靈,鴉片的煙味,仍教他們嘔心。他們期待的是,中國人終有一天站起來,清除歷史上喪權辱國的遺恨,從今以後,愿世界各國,能平等待我民族。這段歷史也教導他們,民族的尊嚴和個人的尊嚴是緊密地聯繫著。自是各路精英,分頭尋找救國之道,好些為了這個尊嚴,在戰場上、刑場上、甚至廣場上流血,獻出寶貴的生命;別的則在大學裡、實驗室裡,埋頭苦幹,寄望以科學興國富民,為國人出一口氣。

四十年代的「民族尊嚴」意識

回憶少年時代,在香港經歷了「日治時代」和之前之後的英國殖民統治,深感民族尊嚴受到蹂躪,在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我曾渴望香港早日回歸。然而當回歸時刻終於到來的時候,在思想上的矛盾也油然而生。我在回歸前夕曾有這樣的感嘆:「按期向英國討還一個一百五十年前被他們掠奪的領土,誰逃避這個責任,將作為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給寫入史冊……可是這個歷史性消息傳出時,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上都出現一個大倒退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回歸,我們心裡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回歸就像回娘家,不嫌娘家窮,卻怕娘家凶。」(見拙著《祭無言》末章http://www.yaushunchiu.net)我相信當年香港大部份同胞和海外華僑也會有同感。他們都反對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可是在維護民族尊嚴的重大前提下,都沒公開反對回歸,暗地付出了不得已的自律的代價。

民族尊嚴的新醒覺

上世紀剛踏入五十年代,國家雖仍貧困,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卻提升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就我個人來說,一九五五年錢學森作出他的「關鍵抉擇」(《明報》馬家輝語),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他在美國短短的十年間,由學生晉升為教授和國際屈指可數的一流火箭專家,寫下我留學生史上最輝煌的一頁。然而,錢學森不堪美國政府的歧視和不信任,毅然放棄了既得的名譽和職位,冒著風險和不少的未知數,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在錢學森的影響下,我決心辭掉父兄的店務,爭取升學。可以說,沒有錢老的影響,也許沒有今天的我。因此,有鑒於月來傳媒關於他的爭議,請容許我在這加插幾句話。

錢老在扭轉國力弱勢方面是功不可沒的。時至今日,強權心態的幽魂,還在外國政壇裡浮游。在言論上、在外交場合上,還經常看到他們眨弄著青白眼和勢利眼。近幾個月,我就讀到了像Yoel Marcus關於中東的《弱者沒有寧日》(There’s no peace of the weak: 2009.11.3),談巴勒斯坦民族的遭遇。Dominique Mosi在《西方最後的沒落》(The final decline of the West : 2010.2.15)裡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沒空去參加今年(二零一零年)五月在馬德里舉行的《歐盟-美國》高峰會議,是因為在美國的眼裡,歐洲已不再擔當國際間重要角色。又如美副總統拜登的《對俄國的評論》(The vic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Russia : 2009.7.25)的語氣多傲慢,簡直不把俄國放在眼內!每念及此,我不忍嚴責剛謝世的他。我很同意《信報》練乙錚說的:「錢學森在科學上替中華民族作出偉大的貢獻,已是難能可貴,沒有理由要求他當政治烈士或英雄,應怪的是共產黨。」因吟得這幾句:「神舟月女上歸途,詫聽炎夜責吾袍;細諒君惶驚國弱,莫言有子不如無。」(「君」、「子」,指錢老)筆者是個區區的讀書人,被時代浪潮捲進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內情,只好慨歎「茫茫世事難求索」,效顰杜甫的「獨立滄茫自詠詩」。

從民族尊嚴到國民尊嚴

我們要維護民族尊嚴,要警惕地為它爭辯的。在法國四十多年了,我身受的歧視,有,不多,不傷大雅。我一般都採取小事化為無的態度,例外的是二零零零年十月梵蒂岡宣佈,冊封自一六四八至一九三零年間在中國的殉道者的事件。當時我曾質問教廷能否保證,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在迭受列強欺凌的中國國土上沒作壞事(詳見二零零零年十月《明報月刊》拙文)。我的質問不狠,因為那時候,教士在各大洲的兒童性侵犯罪行還沒揭破,教皇還沒被逼為這些罪惡公開懺悔。

當今各國紛紛承認中國的崛起,對中國人的輕視、歧視已慢慢地銷聲匿。在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下,加上自「八九民運」始國人對維護人權的醒覺,國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本該有相應的提高。可是事實卻非常令人失望。政府不獨對敢站出來維護正義、說真話的人,繼續無情的打擊,連一般的老百姓,也變成了「被字族」。

二零零九年網絡熱字徵選,「被」字高居年度漢字榜首。這反映了網民對政權漠視個人權利的不滿,而「不滿」正是「被」字的潛語義。近年出現的「被自殺」、「被艾滋」等流行詞語,都在語義上跟「被」字相悖。在結構上接著「被」字的詞彙,大多是貶義的,例如「被誣告」、「被陷害」、「被毆打」、「被侮辱」。至於「被自殺」,說的其實是「被逼自殺」或「被強判定為自殺」;而「被艾滋」,即是說「被無辜給染上艾滋病」。這些流行語,既是冷嘲熱諷,也是有血有淚的。人不能自主,哪有尊嚴可言呢?有一位網友認為,這個「被」字,「一語道破弱者在強權面前的委屈、無奈和焦慮」。另一位(郭文斌)更進一步點出「被」字的流行是「對政府權力敲響警鐘,這樣下去,必然會出現更為激烈的表達方式」。

「被」字因有一層「不滿」語義色彩,在使用上顯得很巧妙。像「我們動身的日子被他告訴了他們」這個例句,語言學家呂叔湘(一九六五)認為「好像是怪『他』多事」。我以為,還要看事情的嚴重性,這個例句可以表示「給『他』這個人出賣了」。

我非常佩服這群「被字族」的智慧。他們把一個虛詞,昇華為一個社會的深刻控訴。

溫家寶的「尊嚴論」

今年年初,溫家寶連續三次提到他的「尊嚴論」,引起媒介特別的關注,成為一時熱議話題。他是否想及時回應「被字族」的申訴,則不得而知,但他很注意互聯網上的動態。

他的「尊嚴論」百分之百立足於國內,直指國民在社會政治環境裡的「尊嚴」問題,而重點則放在生計方面。他說:「就業不僅關係一個人的生計,而且關係一個人的尊嚴。」他強調要把社會財富的「蛋糕」做大,並把它分配好。調子基本上跟胡錦濤說的「體面勞動」沒兩樣,只是較為具體。問題是這「尊嚴」理念的鋪蓋面很不周全,也過份物質化,雖不致像兩年前(二零零八年)胡錦濤曲解「和諧」的「和」字原意那樣嚴重(詳見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版的「六四」紀念文《正視「八九‧六四」的倒計時到了》)。這樣的「尊嚴論」付諸實踐,必然欠缺深度和高度,令政改與經改失去平衡。套用溫家寶自己的話,那不還是經改那條腿長、政改那條腿短嗎?按著這樣蹩腳的藍圖,民主改革不知要再等多少年月才能起步。

我們最關切的尊嚴

不言而喻,最關切的是還我「八九民運」的尊嚴。我們要求揭封「六四」真相的祕密檔案,落實「六四」的平反,釋放敢言的異議份子,讓八九年被逼逃亡人士「海歸」,安返家園,與親人團聚。

溫家寶今年四月在黨刊物《求是》撰寫《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表示要秉承他景仰的胡耀邦的遺志,強調「領導幹部要親自作基層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要親自調查,其中的原因,應包括地方官員上達的報告不全面、不可靠。這正和群眾的看法吻合。那為甚麼黨和政府不讓有心人士也去作第一手的調查,反而給他們扣上煽動的罪名呢?另一方面,與「六四」有關的檔案,只要把耳塞拿掉,就可以聽到「群眾呼聲」。像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的調查報告,為甚麼不讓它在國內出版呢?(詳見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版的「六四」紀念文《六四的原痛》)沒有勇氣公正評價「八九民運」,不給死難者和受害者應有的平反,還給他們應得的尊嚴,這個裹著小腳的「尊嚴論」,到甚麼時候才能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呢?

大變局的端倪

我相信溫家寶這些年來到災區去慰問是真誠的。中國有句老話:「大員出朝,地動山搖」,可他是在地動山搖後才出巡。在中國作秀的地方有的是,像那些海內外媒介雲集的場合、世博宴、奧運開幕禮、六十週年國慶在檢閱臺上向巡遊行列中自己的大型畫像招手,那才是作秀,譁眾取寵。溫家寶的誠懇和較為踏實的作風,有異於其他的領導。在處理國事,似乎有他的主見和信念。在執行中央政改策略時,他可能有不同的底線、不同的日程表。我覺得他比別人更急於縮短中央對策與國人祈求的距離。

歷來中共權力都是在黨的第一書記手裡,重要的決策言論,都是用黨總書記的名義發表的,像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甚至連從外語譯過來的「體面勞動」,總書記也不放過。為甚麼如此搶眼的「尊嚴論」,卻獨讓國務院的總理一而再,再而三宣揚呢?要不,是黨政分工上,黨總書記讓出一些權力;要不,是溫家寶想在任內還剩下的兩三年時間,爭取主動,先抒己見,為下一步的言論鋪路。

我因此想問,溫家寶「尊嚴論」的底線會不會包括平反「六四」呢?在今年四月《人民日報》那篇《再回興義憶耀邦》文章裡,他追憶廿四年前(一九八六年)陪胡耀邦下訪的日子,讚揚「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並希望學習胡耀邦的「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的精神和態度。那麼他應記得廿一年前(一九八九年)陪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的情景吧?這次是《憶耀邦》,下次會不會是《憶紫陽》呢?如果真的快有那一天,那他倡議「六四」的解凍還會很遠嗎?

在雜誌上讀到司徒華兄對民主前途的預測,他深信十來年後,中國將出現新的變局。我祈望像我們這一輩上了年紀的人,能有幸看到這向好的變局的一天。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於巴黎驚弓坡九夷居

(原載於二○一○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

又:今年五月初把「六四」紀念文稿寄給《明報‧世紀》版。隨後作了些修訂,刪去關於個人的一些經歷小節兩三百字,並於十八日把修訂稿寄出。惜此時該版責任編輯突因要事請假,以致仍用初稿見報。現幸蒙司徒華兄把修訂稿收入合集,謹此表我謝意,並祈《明報‧世紀》讀者原諒。

《三言堂》的「一言」(之二十)竦聽荒雞(2011年1月初版)

Share on

Start typing and press Enter to search

Shopping C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