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但願流出的都是歡樂之淚（文：游順釗）

但願流出的都是歡樂之淚 （游順釗）

編按：九九年四月十九日，《明報‧世紀》版刊登司徒華《一生友誼和幾個腳印》一文（見《胸中海嶽》一書頁一六七），文中記述了他與香港旅法學者、詩集《墨淚》作者游順釗相交半個多世紀的友誼。本文則是游順釗的心路寫實，從中可見長居海外的華人知識份子的赤誠之心。

我離開香港三十一年了。那兒是我度過青少年歲月的出生地。六十年代末，我到法國進修語言學，接從事聾人手語和手勢創造的研究。從七十到八十年代，我陶醉在這個沒噪音的世界，盡量把早年所經受的政治洗禮忘掉，擺脫它的困擾。在這寧靜的二十年中，中國的政局，像天邊的夕陽，讓巴黎的鐵塔，把它從我的研究室的窗戶隔開，一直到一個夏天的晚上。

寫書，為了「六四」

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我從一個酣夢醒過來。「六四」悲劇叫我不能在研究室繼續「裝聾作啞」了。悲劇發生後沒多久，我曾把當時的心境寫下來：

遠洋西渡逃神矢，

學術鑽研遣國愁；

可恨廳前熒幕上，

斑斑熱血灑神州。

我還記得，從六月三日那個晚上起，我三天沒出門，寫成了《國哀》。那是我「破戒」在國外第一次提起毛筆，寫下來的一首長詩。現在看起來，字體多生硬！在那衝動的時刻，我沒考慮到在道義驅使下，將會又一次捲入社會運動的浪潮，在我下半生中，引起一個跟希臘「歐爾菲」神話恰好相反的效應。然而作為一個稍有點良心、良知的中國人，我覺得沒有別的選擇。此後，我再為接續到來的兩個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寫了兩本書，那是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出版的中篇小說《祭無言》和今年（九九年）「六四」十周年出版的詩集《墨淚》。

十年前那個夏夜，我動筆寫的《國哀》，是以這樣的一個尾聲結束的：

有一天，孩子問起你：

為甚麼今天是假期？

六月四日新重九，

拜完阿姨拜舅舅。

那時候，民運已被鎮壓，我下意識地似乎意味到還要等好一段時間才能看到這樣一個人心告慰的日子。今天回味「有一天：：：」這句的語氣，並不見得很有把握在十年八年能實現詩的憧憬。然而總的來說，這首詩對「六四」的平反是寄以厚望的，因為道義是在掀起這個運動和支持這個運動的那邊。他們的行動是為了反對貪污腐敗，促進民主和自由，是一清二白的。

「有一天」的那一天，平反當然應已成了史實，在人們的腦海中，也該有一個共識，一個明確的「六四精神」的內涵，一如今天我們對承繼「五四精神」的體會一樣。這比第一步要求的政治上的平反，當有更深遠的意義。可是我們身歷「六四」的這一代，當下是否已經從「六四」事件提升出它的精神來呢？要是已做到，又是甚麼樣的一個說法呢？我自己也在反思。

真情，刻成碑文

為「六四」灑的血和淚還沒乾的時候，又碰上那個令人難於說話的「九七」。我終於為這個時限寫了《祭無言》。在這本小說，我描述少年時代曾經衷心地擁護過新生的祖國，渴望香港早日回歸，一個中年人對這個快要到來的日子的慨歎。當年這群年輕人，對社會主義充滿幻想，像是對一個少女的狂戀，為了她甚麼都可接接受，甚麼都可以拋棄。可是，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高幹們魚肉生民時回歸，那歷史真的要跟我們開玩笑！回歸就像回娘家，不嫌娘家窮，卻怕娘家凶。

我九四年就開始動筆，可是沒多久，我愛人溫晉儀得了絕症。在勸慰的話都說盡的時候，我只祈望她能看到《祭無言》的出版。結果連這個願望也落空了。她九五年六月三日就走了。當晚，憶及六年前的另一個晚上的情景，我給她寫了這副輓聯：「當年是夜共傷國破，今歲此時獨送君離。」此外，她能看到的是我為她準備好的悼亡詩《離人行》，因為我們曾經相約好，甚麼都不要相瞞。詩的最後幾行，也成了她的碑文：

年華僅僅湊足五十五，命運已在催奏廣陵散；老天還算半開恩，咱們結伴享年三十三。彌留間靜悄悄地準備行程，一洗往日出門時神色匆匆；你多麼喜歡遠遊，這回得為人間帶走些苦痛。

我的小說呢，她只看到前一半。下一半，我還沒寫就，她只從我的口述，知道一個大概。我很惋惜她沒能念到我在最後一章寫的一段心話：「我獨自站在山頂的老襯亭，像隻說不出名字來的小動物，在洞口窺探人間天地。」這形象正是我從青年到中年歷程的寫照：既沒有那股義無反顧地投身社會運動的勇氣，又無法看破家國的煩憂。

告別了晉儀，也告別青少年的回憶。《祭無言》就是在這雙重抑壓下寫成的。

淚水，因悲痛而流

九八年秋天，我開始準備為「六四」十周年出版一本詩集。當時心情蠻複雜的，頗為矛盾。快十年沒踏上黃土地了。我雖不是異見份子，也沒親身參與天安門事件，十年不進國門這個沉默的抗議，只為表示精神上對民運的一點支持。然而年紀大了，惦念故國之情就更切。內心，我多想在退休前，回去探望那邊的親友，清理一下擱置多年的田野調查研究。這本新詩集原定以最先寫的那首《歲月的飛灰》為書名。我暗想，要是三幾年後局勢好轉，就可以釋下「六四」的擔子，還了故國重遊那個心願：

把背負那沉沉的十年，

焚化！讓歲月的飛灰，

輕輕的，一瓣一瓣的，

飄落在遠遠的那片黃土上。

詩還沒在朋友間傳閱，又從報上看到令人痛心的消息。剛釋放的異見人士又給關進牢去。為了民主改革，他們卻當上了良心積犯。年底，我寫了《兩判囚》，傾訴撰選這本詩集的初衷的幻滅。我把書題改為《墨淚》（九九年六月初再版時又改作《十年的墨淚》）。我還收了留英科學家陳匡武君兩句詩作結辭：「若使神州成永別，海外飄零我若遺。」

待詩集付印時，我只能以司徒華兄在為我寫的序言，對龔自珍的「胸中海嶽夢中飛」的體會自慰。他說：「這海嶽就是祖國的河山、人民、歷史文化和自己一直既有的理想。」這個闡釋，正道出我倆當下心境的一面。

淚是分兩行的流，有為歡樂而流，有為悲痛而流，可是在我這十年的詩作中，前者闕如，僅剩後者。但願這《墨淚》將成絕唱，往後流出兩行的淚，都是歡樂的。

九九年六月於巴黎驚弓坡

載九九年七月廿六日《明報‧世紀》版

《三言堂》的「一言」（之四）去尚纏綿（2000年7月初版）